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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辩认罪协商机制

发布时间:2019-08-15 09:03:12

从 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 到 认罪协商 ,因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引发广泛争论。有人认为,在确保公平公正前提下推行 认罪协商 制度,将有效提升司法效率。也有人认为,这是 花钱买刑 ,将引发新的司法腐败。

 

 

2月14日,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发布消息称,该院正探索在办理符合刑事速裁程序案件中推行 认罪协商 机制,并称在2015年底办理一起危险驾驶案中首次适用上述机制。

2016年,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将深入研究完善公诉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将探索建立检察环节辩护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

这项新举措很快引发广泛关注。浙江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徐宗新认为,在确保法律公平公正前提下推行 认罪协商 制度,将有效提升司法效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东根表示,这对解决当前司法机关面临的 案多人少 矛盾意义重大。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汪海燕教授称, 认罪协商 机制,作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益尝试,检察机关可以联合法院共同推行,同时让被害人有机会参与到程序中。另外,就目前而言,将案件范围限制在 刑事速裁 程序中较为合适。

中国版 辩诉交易

 

现行 认罪协商 机制,吸收了美国刑事诉讼中 辩诉交易 的部分内容。 刘东根认为,此次检察系统试点推行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可以理解为 中国版的 辩诉交易 ,但后者没有前者走得远。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 辩诉交易 适用范围广,协议对案件最终处理意见发挥主要作用,被告不需要接受正式的法庭审判,法官只对案件辩诉协议进行程序性审查。我国试点的 认罪协商 机制与其存在较大区别。

汪海燕称, 认罪协商 机制只借鉴了美国的量刑交易,从内容看,更接近德国的认罪协商制度。宁夏平罗县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表示,它与 辩诉交易 本质不同,以罪名正确定性为前提,其重点不在于通过协商使重罪以轻罪起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以 孟广虎故意伤害案 为例称,辩诉交易制度引入中国并非遥不可及。

2000年12月18日晚,孟广虎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北场内,因车辆争道与吊车司机王玉杰发生争执。孟随后打电话叫来6人,与王等人发生互殴,导致王玉杰脾脏破裂、小腿骨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2002年4月1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欲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孟广虎。孟广虎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但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无法确定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

公诉机关认为,该案多人参与混战、背景特殊,即使公安机关抓获所有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也将困难重重,但孟广虎找人行凶造成了被害人的重伤,理应承担重要或全部责任,建议辩护人同意法院试用 辩诉交易 方式审理此案。

随后,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检察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经协商并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批准,以 辩诉交易 方式审结该案,判处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赔偿被害人4万元。

该案被誉为 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 ,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争论。赞者认为,其做法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体现诉讼经济原则。反对者认为,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定罪标准、证明责任制度存在矛盾,不利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容易催生司法腐败。

合法性 遭质疑

 

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在审理 孟广虎故意伤害案 时,以对控辩双方 辩诉交易 实体内容审查为主,整个开庭历时25分钟,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时任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栾树贵称,案子宣判后,参加旁听的人都认为其做法很好。

时任牡丹江铁路运输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刘伏云表示,从维护法律公平、公正角度看,尽管被告人孟广虎只承认打了被害人一拳,但纠纷由他引起、伤人事实存在。而从法院角度看,由于该案证据不足,只能以疑罪从无原则判决。但公诉方不服,又会抗诉。

刘伏云以为,按照正常审理程序会浪费司法资源,但通过 辩诉交易 ,双方都满意。然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弘认为,仅依据被告人的认罪与供述进行定罪量刑,目前在法律上存在障碍。

汪海燕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拟选择有条件地方开展试点。

2016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借鉴诉辩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基础上,抓紧研究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方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后,开展试点。

汪海燕称,从域外经验看,认罪协商结果包括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从轻处罚。但朝阳检察院推行的 认罪协商 机制,只是量刑上的协商,其范围限于正在试点的 刑事速裁 程序。

认为, 认罪协商 机制合理合法。犯罪嫌疑人在确认有罪情况下,与检察官达成协议,也是自愿认罪、如实供述的体现,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减刑要求。刘东根表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认罪协商 ,但立法中实际存在某些内容。

比如认罪态度好或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投案自首等可以从宽处罚。 刘东根称,依照200 年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制定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被告人认罪案件 的若干意见(试行)》规定,法院可以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宁夏平罗县检察院检委会委员高云峰表示,我国刑法有嫌疑人中止、自首等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条款。其交易性虽不明显,但与 认罪协商 实质一致,即通过控辩双方的合作,体现交易性、互利性,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提高效率。

花钱买刑 之争

 

尽管 认罪协商 制度可以有效提高司法审判效率,但反对者的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湖南一位检察官表示,它减轻了公诉方的举证责任,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公诉机关代表国家,难道国家和被告人可以就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讨价还价?

汪海燕推测,公众对 认罪协商 机制的担心主要有两方面:强迫认罪,造成冤假错案;花钱买刑,引发新的司法腐败。

这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品新对 辩诉交易 弊端的分析不谋而合。他认为, 辩诉交易 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使得定罪和量刑与案件具体事实关系减弱,判决容易不 以事实为标准 ;谈判过程通过辩护律师进行,很难保证公正性;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就定罪量刑讨价还价,极不严肃。

表示, 认罪协商 制度与 辩诉交易 不同。它并未引发程序上的欠缺、扩大检察官的权力,程序正当则不会引发腐败。朝阳检察院在刑事速裁程序中适用 认罪协商 前,按照相应量刑规范意见等,制定了 量刑菜单 ,但刘品新担心其会与法院争夺审判权。

刘东根认为,这并不存在。检察院制定的量刑菜单只是建议,最后裁判结果由法院作出。检察院主导 认罪协商 机制是合适的:在审查起诉阶段,案件证据基本上搜集完毕,具备认罪协商事实基础;在起诉前达成认罪协商,有利于法院适用速裁程序,提高审判效率;法院作为中立裁判者,不能在判决前表明自己观点,故法院不能作为认罪协商主体。

汪海燕表示,虽然认罪协商的主体是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但认罪协议效力的认定和认罪协商后的审判程序都不应该也不可能离开法院。从广义上看,认罪协商程序主体还应当包括法院。

高云峰称,作为一种酌定情节, 认罪协商 酌情减轻的刑罚幅度有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要在检察机关监督制约下进行,其司法腐败风险很小。

刘东根认为,想腐败的人在任何程序中都可以找到腐败机会,但 认罪协商 机制毕竟还有检察院内部和律师的监督,以及法院审判程序的裁判。

汪海燕建议,避免强迫认罪嫌疑,应完善被追诉人自白任意性规则,防止被追诉人认罪并非出于自愿;建立法庭审查程序,即法庭应当审查认罪的任意性、理智性,及认罪的事实基础。

公众担心的 花钱买刑 涉及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应坚持司法去行政化,赋予司法人员独立办案权利,防止办案受到不当干涉和压力;保障认罪协商过程公开透明,防止暗箱操作和造成不必要猜测;赋予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听取被害人意见,以便监督制约。

刘品新担心完全由控辩双方自行协商和交易、选择程序运转方式并处分实体权益的作法,难以为公众接受。

汪海燕则解释,这使得现行 认罪协商 机制,主要限定在适用速裁程序案件范围内。

目前,北京朝阳检察院将 认罪协商 机制的量刑建议标准设定为:在同类犯罪行为正常量刑建议基础上以减轻10%-20%的幅度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汪海燕认为,幅度较为合理,未来应借鉴英国的作法,根据答辩时间、悔罪程度、犯罪性质等确定量刑减轻幅度。

刘东根称,量刑建议减轻力度稍显不足,应提高认罪协商的适用率,尤其是在法院审判程序上借鉴美国辩诉交易中法官只对辩诉协议进行程序性审查的方法,实现程序进一步简化,并尽快出台 认罪协商 机制司法解释,以便在全国推广实施。

提出区别对待量刑建议。现行减轻10%-20%的量刑建议幅度,对轻微刑事案件,如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为合理,但对量刑达到10年以上的,则幅度过大,控制在10%以内较为合理。就 认罪协商 机制本身,他认为应扩大试点,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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